古代墓葬文化——透过考古的视角看古人的火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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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是目前我国人民普遍遵循的死后仪式。在火葬推行之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所奉行的仍是“入土为安”的土葬传统观念。在我国古代漫长的文明长河中，土葬也一直是我国人民所奉行的主要葬式，直到佛教进入以后，佛教的火葬等观念才逐渐被部分人群所接受。

但是在我国先秦时期，有那么几群人，去世后采用火葬的丧葬形式，即在尸骨被火化后直接放入陶罐安葬。相关的文献古籍也存在零星的描述。《墨子×节葬下》记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说明在先秦时期义渠国人民是以长辈死后火葬为孝顺的体现的。

《荀子×大略》记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 这段记载也表明氐羌的民众死后是必须要火葬的，如果不进行火葬，他们死后是无法得到平静的。通过这些零星的文献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文献中记载的火葬的人群主要以羌人为主。

那么，火葬罐是否与羌人有关？是什么样等级的人群会使用火葬？火葬是否代表了某种文化内涵或人群信仰？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下文火葬罐的讨论。

一、火葬罐的发现

1945年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现寺洼文化第一个火葬罐，该火葬罐为尸骨经过焚烧后放入陶罐内埋葬的形式。夏鼐先生论证其与羌族存在一定的联系。[1]此后，寺洼文化火葬墓在临洮寺洼山、临潭磨沟等地皆有发现。（所列出的地点皆为经过科学发掘，且数量较大的寺洼文化墓地。数量较为零星，且不典型的皆未列入。）具体情况如下：

1947年，裴文中在寺洼山发掘1座寺洼文化墓葬，为二次扰乱葬。[2]其中1座为骨灰罐式火葬墓，余均为二次葬或直肢葬等。

2008-201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等单位在临潭磨沟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寺洼文化墓葬。[3]寺洼文化墓葬中火葬墓发现10余座，余均为二次扰乱葬与直肢葬等。[4]

通过以上的基本发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火葬并不是寺洼文化的主要葬式，其人群葬式主要为直肢葬与二次扰乱葬，火葬墓仅在个别墓地有零星的发现。并且此类火葬罐并不位于墓地的中心位置，许多火葬罐主要被安葬在墓地的边缘，多位于西北、东南等边缘地带。

由此可见，寺洼文化所出现的火葬罐的丧葬形式并不是寺洼人群所主要使用并接受的丧葬形式，在该族群中属于非常特殊和异类的存在。那么，使用火葬的人群究竟是什么人？与寺洼人群的关系是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讨论。

二、使用火葬的人群与交流

李锦山先生曾认为，火葬人群主要是长老、巫师等人群。且火葬意义包含有诅咒或通达天神的意义。[5]但在甘青地区存在一种叫卡约文化的人群，在该人群中发过现一座被泥土包裹烧红的尸体，明显包含着某种诅咒的色彩。这样的火葬形式是否符合长老与巫师的地位？

这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换一种角度来看，长老与巫师一般皆作为与上天沟通的中介，除了他们，谁还会有诅咒的功能？因此，火葬属于巫师或长老阶层，且包含通达天神与诅咒的意义。诚然，这还需要以后诸多证据的补充与论证。但火葬墓数量少，分布广，以及多位于墓地边缘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火葬墓绝不同与其它墓葬，应该包含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我们观察火葬墓，还发现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寺洼文化的火葬罐存在用石板盖住罐口，放入火葬罐的土坑内用石板进行垒砌。这样的墓葬构筑方法暗示出火葬罐与石板墓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通常来看，石板垒砌墓室是外贝加尔南部、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比较流行的墓室形式，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6]

这表明寺洼文化火葬墓的部分构筑形式与草原文化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此外，在中亚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区内，发现诸多火葬罐形式的火葬。该区域火葬的主要形式为将人骨在墓外火葬后，然后用水和牛奶洗净，捡取骨灰和大块骨头放入陶罐，然后将骨灰罐埋入墓内。[7]

石板墓与火葬罐以及火葬墓的石板特征的相似性，表明寺洼火葬罐有可能是受到了中亚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主要流行拜火教思想。拜火教思想的核心即圣坛、石头与火。

关于石头、火等元素，我们发现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宗日墓地存在的数个包含有烧过石头的和陶片的石圆圈以及卡约文化的大华中庄墓地中发现的数个祭祀石圆圈，内包含烧过的石头与陶片等与草原地区部分相似的现象。

这些现象也将火葬的现象指向了某个方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模糊的启发。既然可能存在此类联系，那么关与火的崇拜，是什么样的思想？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三、火祭与天神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寺洼文化受到了拜火教的影响和草原文化的其他影响。那么，寺洼文化火葬罐所蕴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太平御览·四夷部》记载:“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8]此外，黎族在除夕和端午进行筊杯卜（是求平安和问病的一种占卜。）时要要烧香烧金银纸祭祖公鬼。[9]

仫佬族将农历七月十四定为鬼节，当晚在祭祀祖先后，要去郊野焚香、烧纸钱与冥衣，撒鬼饭布施无主孤魂，以免他们害人。[10]

羌族神话《燃比娃盗火》中讲述了人间本身没有火，燃比娃将火盗入人间，两块白石相互碰撞，便产生了火花。[11]羌族当有族人死亡时，会供奉祭品。死者大多都火葬，每个寨子里有火葬场，骨灰被虔诚地埋葬。[12]

此外，印度的那加族人，人死后要杀鸡祭奠，然后抬出去火化。火葬后将未烧完的头骨带回村里装进陶罐。在村边路上连放三年，在此期间全村聚会吃饭，都要给死者送酒送饭。他们认为在三年过后，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在阴间自食其力，不需要再送饭。[13]这些资料都表明人群具有一定的神鬼观念，进行火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佑自身平安和防止恶鬼害人。

此外，拜火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提及该教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善与恶是世界的两大本原。善本原是真诚、善良、纯洁、智慧和创造的体现,是光明与生命的源泉；恶本原则是虚伪、邪恶、污秽、愚昧和破坏的代表,是黑暗和死亡的根源。[14]

该教存在火坛，有专门的祭祀去进行侍奉。萨珊王朝阿尔达希二世时期在其银币上刻有“奥马兹德的崇拜者,神圣的阿尔达希,万王之王”的铭文,背面有袄教祭坛。到了胡思老一世时期，银币背面图案变为中央是祭坛,还有圣火、星、月、祭司。[15]

这些都表明拜火教对火的重视以及存在圣火等宗教设施。据古丽多来提先生研究，近代柯尔克孜族人受到了古拜火教的影响。[16]柯尔克孜族人崇拜火，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象征,而认为木中有火不把木作为坐器。[17]由此可见，火是少数民族崇拜的对象，是守护他们平安的神灵。

四、 结语

通过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火葬罐的例子，我们引出了火葬使用的人群、信仰与习俗。

即使用火葬的人群主要为巫师、长老等具有特殊作用的人群，火葬也主要代表了一种对火的崇拜和对自身的一种福佑。与此同时，我们也从火葬看到了在据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我们的先民与域外的族群可能已经开始了多种的交流。

最后，通过上文的诸多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火葬，不仅仅的丧葬习俗的特殊化，也是从2000年多年前不同族群与民族和平共处，相互交流的一种物质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

[2]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渾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

[4] 毛瑞林：《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墓地》，《大众考古》2013年第5期。

[5] 李锦山：《论宗日火葬墓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2年第11期。

[6]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Elena E.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LEIDEN.BOSTON,2007:339.

[8]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四夷部-卷七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60年。

[9] 王学萍：《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

[10] 罗树新、路义旭：《中国仫佬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 陈蜀玉：《羌族文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英〕陶然士(Rev．T．Torrance)著，陈斯惠译：《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西部的土著民族》，成都美国圣经会，1920年。

[13] 王树英：《印度文化与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14] 元文琪：《阿维斯塔神话与琐罗亚斯德教哲理》，《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15]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6] 古丽多来提：《<玛纳斯>中的丧葬习俗与拜火教遗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7] 别列克·索勒托诺耶夫：《赤色吉尔吉斯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