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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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一个23岁的英国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温州落脚生活。25年之后，在那个年轻人的影响下，温州人念圣经，做祷告，从信皇权到信神权，成为一座上帝之城。一直到今天，那个传教士修建的教堂，依然是今天温州城里最大的基督教堂。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将为您带来五位传教士的故事。他们自认为带着上帝福音而来到中国，却被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是来路不明、居心叵测的洋鬼子。他们从彼此厌恶、相互警惕到慢慢交融、逐渐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里，

来华传教士的故事被刻意边缘化，

很多故事也就湮没在时间的深处，

有的变了形，有的淡忘了......

苏慧廉

青年苏慧廉

1883年，清光绪九年。当时在英国，一个刚刚成为传教士不久的23岁的年轻人面临着工作的派遣，他心中暗自祈祷，“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除了中国”，可能是上帝有意的考验，年轻人果真被派往中国传教。

年轻人的落脚点是温州，他的名字叫苏慧廉。

苏慧廉

由于前任传教士不久前病逝了，受英国偕我公会的派遣，苏慧廉来到温州接力传教工作。当时年轻的他，不仅毫无经验，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面对着满世界的异教徒，年轻的苏慧廉在温州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没有人愿意听他说的那一套理论，比如“上帝、耶酥、天堂”，每一个词都是当地人几千年以来不曾听到的新词，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感兴趣。

苏慧廉在温州建造的医院

为了传教，苏慧廉首先学习温州话，半年后以温州话讲道，并完成了《新约》的温州话全译本。

苏慧廉在传教之时，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太妃糖先生。比太妃糖先生更响亮的外号是“神医”，他随身携带的一些药品，给他攒下了不少的口碑。苏慧廉在居宅旁设有书院，为招徕听众，曾以随身携带奎宁、阿司匹林等常用西药治疗疟疾、感冒，教人如何戒鸦片等。渐渐的，随着前来求医的人日益增加，苏慧廉的传教事业也开始有声有色。

苏慧廉开办的艺文学堂

在华期间，苏慧廉开办了艺文学堂，还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他曾把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比喻成一个三条腿的板凳：教会是一条腿，医院是一条腿，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条。

柏格理

柏格理

1887年1月27日，上海吴淞口港口走下来两个西方人。和其他来上海的西方人不同，他们来上海的第一件事是去了一家裁缝铺。待他们走出裁缝铺时已经模样大变：头戴小圆帽，上穿长袖上衣，下着肥大长裤，脚蹬缎子鞋，甚至还在脑后拖了一条长的假辫子。

这两个老外，分别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一个叫柏格理，一个叫邰幕廉。

柏格理和邰幕廉在上海住了六个月，随后在安庆的一个汉语学校进行语言培训。柏格理学习汉语极其勤奋，仅仅三个月之后，便能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讲。 在长达六个月的培训之后，柏格理和邰幕廉被派往当时传福音的最前线，中国西南人迹罕至的乌蒙山腹地，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昭通。

在昭通安居下来后，柏格理在陡街商业区开始了传教工作。在陡街商业区的千总驻兵大院里，聚集着城内三教九流的人，做小生意的、说书的、算命的、赌博的、走江湖的郎中和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柏格理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想出了第一个办法。

“

陈浩武

北京大学教授

他上街以后就准备一个铜锣，然后口袋里面放一些糖果，还有小玩具之类的东西，就是这样在街上把铜锣一敲，那些人就围了过来，他就开始讲。给他脸上吐唾沫的也有，拿石头打他的也有，小孩把糖都抢走了，然后人们都跑了，就剩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坐着，痛苦不堪。

”

柏格理和其家人在中国的生活

柏格理在昭通生活了17年。当时的昭通人有两大恶习：一个是抽鸦片。一个是酗酒。当时，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以至于柏格理在这17年当中，做的最多事情是，在半夜被别人敲醒，去为别人抢救。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是吞鸦片自杀，他用药物帮病人呕吐出来，然后洗胃。

柏格理的所作所为，改变了当时昭通人对外国人的印象，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昭通百姓，并为此收获了两名信徒。传教17年，伯格理才第一次获得了给信徒洗礼的机会，对于传教士而言恐怕也是第一次。

石门坎教堂

1904年夏天，柏格理开始教苗族人读书。由于深知祖辈受欺压的原因是没有文化，越来越多的苗人毅然告别妻儿，求学问道。1905年8月，乌蒙山花苗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所学校，校舍就是他们修建的、初具规模的小教堂。三个月后，这里又新修了一座小教堂，苗族历史上第一所教堂也正式成立。

在石门坎教堂中悬挂的一张花苗基督徒的盛装合影照片

在一所稻草顶的房屋里，我们举行了石门坎的第一次礼拜。我教给他们《十诫》，第二次礼拜有150位男子和60名妇女参加。今天，一位苗族人找到我说“我愿意永远为你做任何事，不惜变鸡变狗来报答，您对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柏格理日记中 写于学校建成后

陶然士

百年前，有这么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四川考察调查几十年后，竟然得出一个惊人观点：“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 这个观点看上去也太标题党了吧？那么这个陶然士到底是什么人呢？

陶然士

1896年，24岁陶然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之久的陶然士，因为和中国内地会传教理念不合，在1909年退出中国内地会，第二年受美国圣经会在中国上海负责人海格思的邀请，担任美国圣经会四川区会总干事，重返中国四川成都。

这一次他以汶川龙溪东门口村为研究个案，把所看到的羌民宗教祭祀活动与古迦南人的宗教活动进行类比，认为羌民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相似。从而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并著书论证：“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对陶然士“羌民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观点，许多学者拒绝接受。于是陶然士的传教工作以威州为中心，出发寻找羌民，随后深入羌族地区，和羌民同吃住，观察研究羌族人，以佐证他的观点。在羌族地区几十年的生活，陶然士把自己生活成了中国人的样子。

陶然士把他从苏格兰带来的土豆种子，誉为上帝给羌族人的赏赐。羌族人将木板纸盒绑成十字架的形状，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虽然他们心怀感激，手里拿着十字架，怀里抱着圣经，却不明白上帝的含义。于是陶然士用携带的电影播放机，播放圣经中的故事。

陶然士在研究羌族木锁

回到咱们一开始的话题，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提出“羌族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这种说法，陶然士显然是在认知上有偏颇和错误的，他的这种观点的提出，既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也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传教士，陶然士需要做的是证明基督教义的普世性和合理性。“羌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说法，有利于维护基督教义，另一个更实际的好处是，这个说法方便他展开传教工作，让更多的羌人相信基督教。

现在回头来看，这显然是当时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坚船利炮打开的中西方交流过程中，西方人看待中国，很难抱以公正、平和的眼光，他们眼中的中国，都是西方化了的中国，这是视野上的时代局限，很难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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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之

“寻找传教士”